【城市短片集】《莉娜》、《永順永和》、《再見大我》映後回顧文
▋活動日期：9/21（日） 16:30
▋活動地點：中壢光影電影館
▋主持人：巴莉亞妲·蘇利伊
▋映後與談人：《永順永和》游喬婷導演、《再見大我》顏齊瑩導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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▶ 主持人：我們今天這個城市四重奏影展，主題是想用紀錄片呈現基北北桃的城市樣貌，包含自然景觀、各地地形或空間等等。那今天放映的三部片，是從城市的最小單位——家庭、人，從平常我們不會關注到的角落，去觀看每個城市的樣貌。我們特別邀請了《永順永和》的游喬婷導演，還有《再見大我》的顏齊瑩導演來到現場。兩位導演可以先跟大家打個招呼。
我想先問第一個問題。兩位導演記錄的被攝者，可能都是我們平常不會想到的對象。像喬婷導演記錄的是貨運司機。我們路上常看到大卡車，心裡可能會覺得卡車很可怕之類的。很好奇，喬婷導演當初怎麼會想記錄這個題材，以及如何找到被攝者？
▶ 喬婷 導演：我那時候其實跟大家一樣，在關注這個主題前，覺得貨運司機在城市中是很理所當然的存在，我們也常常用物流這樣。但這個契機是在 2021 年五、六月疫情很嚴重的時候，全台灣有小規模的封城，大家盡量在家上班，但物流這個行業依然持續運作。大家開始用物流買各種東西，連媽媽們都開始使用，當時路上都沒人，連市場都沒有人，只剩下司機。某天我在蹓狗時就開始跟司機聊天。
我好奇問他們：「現在案子很多嗎？收入有比較好嗎？」他們可能因為沒人聊天了，就跟我稍微抱怨了一下日常。我就開始對這個工作產生興趣，然後透過朋友關係，詢問有沒有親戚在做物流，並與他們接觸。剛好我高中同學的哥哥是做貨櫃後面的冷凍車廂，就是運送冷凍貨品的，而永順大哥是他的客戶。就是因為這樣的機緣認識了永順大哥。第一次接觸時，他可能對攝影機也很好奇，我們就有一個很好的互動，然後就這樣拍了下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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▶ 主持人：那也好奇齊瑩導演的被攝者如何選擇，因為大我新舍主要是單身老榮民居住的地方，但我們在片中看到更多的是照顧他們的女性身影。很好奇導演當初為什麼會選擇拍攝裡面的女性角色？
▶ 齊瑩 導演：其實我是大約 在2017 年左右，還在念大學的時候，因為要補習的關係，我常坐公車經過那個宿舍，一開始不知道那是哪裡，還以為是個醫院。直到 2020 年底，我才決定進去看看裡面有誰、過著什麼樣的生活。
一開始進去，我是直接走進他們公共空間的大廳，影片裡面有出現，然後我跟他們說：「我對你們的故事很好奇，想來看看你們。」一開始我們都是在聽伯伯們說話，他們會講當年從中國來到台灣的故事，但我拍著拍著，發現不論是我在現場聽這些女性配偶或遺孀講述自己的故事，或是我當時在找新聞媒體報導時，其實都是很多負面的評價。例如，有人說她們是從中國嫁給伯伯騙他們的錢，或是有「換夫」等等負面說法。可是實際跟她們相處時，我覺得這些女性的聲音很吸引我，我的身體和攝影機就不自覺地慢慢轉向這些女性，決定拍攝這群住在單身老兵宿舍裡，女性配偶和遺孀的故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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▶ 主持人：再回到喬婷導演的故事。我之前看過這部片的其他訪談，導演曾說過一開始他們叫你「記者小姐」，後來才改叫你「喬婷」。我很好奇這個紀錄持續了多長時間？以及你跟車是從他們的出發地一路來回跟拍嗎？
▶ 喬婷 導演：大概是一年的時間。我一個禮拜會去大園那邊兩次，大概從早上九點一路跟到他收工，收工時間有時是晚上八、九點，我們會一起吃晚餐，就這樣持續了兩年。我一直坐在他旁邊的副駕。
一開始，因為他們對紀錄片不了解，看到攝影機就會說：「記者小姐來啦。」直到有一天，他們開始叫我「喬婷」，開始會跟我講一些垃圾話，我就知道這不一樣了，我變成他們的朋友了。他可能會跟我聊一些疑難雜症，因為開車真的很無聊。例如，他說他的司機對會計小姐有言語上的騷擾，問我應該怎麼處理。他會先確認：「你的攝影機有開嗎？」我說沒開，他才問我。
▶ 主持人：我覺得司機大哥們被你拍攝的狀態非常迷人、自然，因為像一般人在面對攝影機時，多少會顧及形象，但在你的鏡頭底下他們非常自然。也很好奇，後來永順大哥慢慢揭露他家庭的故事，這也是他慢慢願意向你訴說的嗎？
▶ 喬婷 導演：對，而且其實非常突然。我們在影片中看到的，是經過剪接的，時間軸可能不太一樣。但他那天跟我分享弟弟死亡時，其實是很突然的，他前面還在跟我說要去找很漂亮的小姐，然後開在快速道路沒多久，他就說：「欸，你知道我有個雙胞胎弟弟嗎？但他死了。」那個情緒是非常快速地從高點到低點。
我本來想順著話題聊下去，但他一直推託，說：「人死了就死了，活著的人比較重要。」我第一次聽到這句話時，有點不知道怎麼承接，因為我覺得死亡是一件很重要的事，他怎麼能說死了就死了？但當你進入他的生命後，你就會理解，因為他的弟弟還有留下兩個小孩，大的那時才國中，小的國小，如果爸爸變成植物人怎麼辦，所以他選擇放棄急救，而他身為大哥，勢必要承接這兩個小孩。
我一直想他為什麼會突然在說妹子很漂亮後，瞬間就告訴我弟弟死了這件事？我覺得那個死亡的傷痛一直藏在他內心深處，他可能很想說，但無法跟他姊姊或兒子說，剛好趁這個機會，有一個人在副駕聽他聊天，在快速道路上，我也沒辦法下車嘛，所以可以聊各種話題。我覺得那個死亡，反而是更重的，因為一直放在心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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▶ 主持人：談到死亡，其實在《再見大我》裡也有很多他們去上香的畫面。但最後，齊瑩導演拍攝了非常多的空景，裡面的房子多是破敗或老舊的。這些空景伴隨著被攝者念出要被移出的遺孀名單，對嗎？
▶ 齊瑩 導演：對。宿舍目前是國防部的，國防部將這些已過世老兵的遺孀都告上了法院。
▶ 主持人：那好奇導演最後如何設計，想用這些空景搭配這些人的名字？想傳達的意涵是什麼？
▶ 齊瑩 導演：那些空房間不只是許多伯伯過世後空下來的，也有一些是女性搬走後空下來的。其實我從 2020 年底拍到現在還在拍，今年年初的時候，影片中姚佳怡阿姨照顧的爺爺也過世了，那時候我問阿姨，這五年中有幾位老兵過世？她隨便就數出了四十多個。所以死亡是佔據著她們的日常，如影隨形的。
我會想要藉由拍下這些空走廊和空房間，因為這些空房間裡有很多遺物，對國防部或遺孀來說，很多人可能認為是沒有價值的，就被留在那裡了。
我在拍這些空房間和空景時，是想呈現出這些房間雖然空了，而且未來有一天一定會被拆除，但這些老兵、女性配偶、遺孀，都是真正曾經生活過在那裡的活生生的人與世界。那時候我請姚佳怡阿姨幫我唸出國防部告上法院的遺孀名單，混剪了她唸名字的聲音，有點像幽靈一樣，但又想表達他們都曾經住在這裡，這個事實不會消失。想透過聲音和影像留下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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▶ 主持人：我想順著這題問問喬婷導演。開頭用螢幕上的對白呈現一段他們在跑車時的對話，其中「永順」和「永和」的名字出現了非常多次。我很好奇這個用意是什麼？
▶ 喬婷 導演：我覺得是回應到弟弟死亡這件事情一直藏在他內心深處，他好像失去了遺落的一塊拼圖，那個洞一直都在，所以我在想他會突然跟「從記者小姐到『喬婷』」，這樣的一個朋友訴說家人的事，弟弟的死亡應該是他生命中某個時刻會想起來的，也會想起他跟弟弟開車的狀況、講過的話。他應該有默默地在跟弟弟對話。
所以我用了前後兩段來呼應他們的對話。前面是永和在問永順工作的狀況，後面的對話是永順在跟永和說他都知道了，他有認真在工作，有在照顧小孩了。我覺得這是兄弟間在這兩個空間的對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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▶ 主持人：也想好奇問問齊瑩導演，你說你現在仍在持續記錄。剛才片尾看到，一百位遺孀是被國防部提告的狀態。目前大我新舍的狀況是什麼樣的？
▶ 齊瑩 導演：這部片寫完的時間是去年九月。那國防部其實是在去年七月底開始提告，有一百位遺孀，分成九批被告。每一批出庭時間和案件進度都不太一樣。
目前的話有些遺孀已經敗訴了。敗訴後她們仍不願搬出去，所以每個月都要繳罰款。有些遺孀希望可以再上訴，我從去年十二月開始陸續都跟著她們一起出庭。
其實我會覺得有點無力，因為這些遺孀面對國防部，國防部有法務部門協助，引用法條告訴她們沒有權利居住在這裡。我每次看著遺孀出庭，她們可能只能用一些情感或道德的敘事，說伯伯當年來台打仗辛苦，然後嫁過來的時候，伯伯跟她們說死了也可以繼續住大我新舍，這是伯伯唯一能留給她們的東西。但在法官看來，她們的結論就是想繼續住。
但最近發生了一件很神奇的事情，前幾個月其中一位阿姨確定敗訴，她馬上來跟我說：「你可不可以幫我找看看，我想要上訴？」她上訴不代表會贏，而是想爭取拖延的時間，讓她們越晚搬出去，就可以越晚去承受在外租房的各種難處。這時候出現了一位非常神奇的人物，他是以前曾在榮服處擔任輔導員的人，這些伯伯阿姨們都是他曾經服務過的對象。他在榮服處時，就已經不滿國防部或榮服處對這些老兵和配偶的態度，所以他退休後，就去念了臺北大學的法律系，現在正在爭取擔任她們的訴訟代理人。我目前就是跟著這位訴訟代理人，一起陪她們繼續打官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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▶ 觀眾1：我剛才查了一下，大我新舍一開始是開放提供三千個床位，然後說榮民最年輕的都九十幾歲了，那現在還有多少人在那邊？
▶ 齊瑩 導演：我拍的這個大我新舍是在台北信義區，捷運麟光站附近。當年大概是1960 到 1970 年代，這是給退役時單身的老兵的一個福利，在全台各地興建了許多老兵單身宿舍。我進去時，老兵的平均年齡已約九十幾歲。他們曾跟我說，最多人的時候可能有幾千位。現在各地的老兵宿舍都慢慢拆除了，也有一些伯伯是從別的宿舍被移到大我新舍。大我新舍目前是全台僅存老兵人數最多的地方，它分成三區，我拍的是其中一區。現在的話，只剩十位老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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▶ 觀眾2：先問喬婷導演：你的拍攝時間有一年，但因為在車上拍攝，畫面看起來都會是一樣的，我覺得拍攝的時候，一定很常感到疲乏，或是要一直想要怎麼拍出不一樣的東西？你怎麼在這麼長的拍攝時間內保有自己的拍攝動力？這是第一個問題。
第二個，我很想知道你的被攝者看完這部片的感受，因為這部片真的非常動人。
然後我順便也想問一下齊瑩導演，這個片某種程度是跟國家對抗，所以蠻想知道你在拍攝過程中有沒有遇到什麼阻礙？另外我覺得好像也不是完全沒有團體在關注這個議題，所以你在拍攝中知不知道一些周邊的協助的團體，或者其他紀錄片工作者、做紀錄的人在記錄這件事情？
▶ 喬婷 導演：第一個問題，就是真的一直在聊天。有時候跟他聊他的事，我也會聊我的狀況。真的就是一直不停地在聊天，有時候聊哪個東西好吃，或是我那時候工作不順利，我也會跟永順大哥分享，那樣的聊天會度過那種拍攝的疲乏狀態，而且你會發現你有在把他當朋友。可能當他開始話題有在轉變的時候，我的機器就會拿起來。我的機器會一直處在待機的狀態，就是這樣。
第二個問題，他們看完後，永順大哥那天晚上八、九點傳了 Line 給我，問我方不方便接電話。我接了電話，他在那邊講了一個小時。他說：「我看到你這個，我想起來我跟我弟弟開車的狀況。」
然後其實我後續有繼續拍，有去拍他媽媽家的實景，片子裡也有一些。那時候他特別跟我講了一件事：「你如果之後還要再去我媽家拍，你懂我，你知道我在說什麼嗎？」「我說我不懂。」他說：「欸，你可以幫我跟我媽媽說一些好話嗎？」他其實是想跟他媽媽和好的，他那個時候的狀態其實都還是蠻一言難盡的，所以就一直沒有做這件事情。
然後永和的兒子，他其實是跟他媽一起開車的，他現在是個小老闆。我當時拍的時候，他以小老闆自居，他爸手把手帶他開貨車，他們有一個最高的駕照，就是可以開車頭的，他們覺得那張駕照媲美開飛機的駕照，因為很難拿。
還有一個小故事，是我一開始在拍的時候，他們有時候也比較怕機器。其他司機看到機器會說：「不要拍我。」但其實我根本沒真的拍到他們。後來他們看完片子後就說：「哎呀，怎麼都沒有什麼我的鏡頭啊？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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▶ 齊瑩 導演：我的話，我從 2020 年 12 月底開始進去拍攝。國防部不是突然開始告他們，而是歷經很長的時間。一開始會用柔性勸導的方式，在布告欄貼傳單，說如果你是單身遺孀，幾個月內要簽署什麼。但這些遺孀已經在這裡生活幾十年，不想要離開，她們在這裡有自己的生活、朋友和社群。
接著，國防部開始召開所謂的內部協調會。我覺得那不是協調，只是說明會。他們用行政規則把每個住戶分級，告知誰可以住、誰不能住。遺孀根本沒有可以跟他們爭論的空間。
我每一次想進去拍這個協調會時，里長和國防部的單位都會來，說：「你要幹嘛？你是記者是不是？不准進去，小心我告你喔！」所以，影片中他們在說明會的畫面，是我直接請阿姨開著手機拍，因為我不能進去，但你（遺孀）可以拍，拍完再拿出來給我。他們（國防部）都會不想要我去介入這些事情，包括像我現在跟他們一起出庭時，他們都認得我了， 都會用一種「你又來幹嘛」的感覺對待我。
▶ 主持人：那有沒有遇到其他團體或聲援的人？
▶ 齊瑩 導演：其實一直到目前都沒有。我那時候也蠻困惑的。這個現在是短片的版本，我未來想發展成長片。我從去年底開始認真跟他們出庭後，開始研究台灣過往反迫遷的一些歷史，以及台灣如何以司法為中介，把政府原本要承擔的公益責任排除開來，變成用民事訴訟，類似私人關係，要把人趕出去。
相較於以往的反迫遷案，這個單身老兵宿舍目前是沒有任何團體介入，也沒有媒體關注的，這也是我接下來的目標。除了剛剛說的，突然跑出一個很積極的訴訟代理人，抱著熱誠想要為他們上訴以外，因為我現在在念人類學研究所，接下來的研究會想做他們在法庭上的民族誌，所以應該也會去接觸相關團體。
